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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推介 邱敏:20世纪以来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主题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2018届毕业论文答辩已经结束。本公众号将陆续刊出优秀博士、硕士、学士学位论文概要或精彩章节,供大家交流。此次推介邱敏的博士论文《20世纪以来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主题》,指导教师为岛子(王敏)教授。

  “自然”一词在古代汉语中最初主要依据于《道德经》里所提到的“道法自然”,即自然乃生命遵循自在、自如的状态,“本应如此”、“自己如此”的含义。东汉以后,佛教中原化,以“心性”观认识世界。尤其是唐代佛教思想发展为禅宗,提倡“顿悟”和“不立文字”,自然观转化为以“心”为本体的“本然”观。在山水诗和山水画中,追求“无迹可寻”的审美意象,不是用肉眼去对大自然进行观照和冥想,而是用心去交感大自然。宋明理学之后,自然观过渡为“道”的本体,通过“格物致知”探索“道”,体认“天理”。在绘画中,对山水的观照是道德认识,强调的是社会伦理价值。

  现代汉语中的自然交织着东西方自然的双重概念,尤其是现代自然科学的产生,自然从“道”的本体转向物质世界,更多指向大自然、自然界、生态等。伴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各种问题,自然的边界又拓展为物质世界和生态环境。

  20世纪以来的中国绘画与传统绘画在语言本体的实践上缺乏内在渊源。其一,“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被精确计算的工具理性替代,通过写实的方法来对应“科学”和“理性”,以再现自然和写生的方式来破除因循守旧的临摹。在绘画中开始有意识地再现烟囱、脚手架、铁路等工业符号进行现代性想象,以非自然的态度来观察和描绘对象世界,强调人的中心地位。其二,诗画之间的内在精神关系被简化为诗画之间的互相替代,失去了诗性精神的崇高,一切以现实利益和肉身享乐为终极目的。近代以来中国艺术的衰退,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精神的凋萎之故,一切都倾向于工具化的实用主义。对于艺术内部的创新和变革更多的是在图像形式层面寻求现代性的可能,缺乏纵向的自我道德主体重建和精神信仰的探讨。

  油画的引入对风景画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19世纪中叶,在上海的土山湾画馆已经较为系统地开始西画的教学,学习欧洲油画完整的技术体系。1950年代引入苏联的油画教学体系,全面灌输写实主义油画技能。新中国建立前后,倾向于主题性绘画,自然题材往往被添加上劳动人物、劳动场景、新社会面貌等等这些反映新时代的景象,强调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实用主义美学。这一时期的绘画虽然在风格样式进行了各种尝试,但由于受实用主义原则的支配,题材和内容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吸收苏联油画教学体系后,倾向于矫饰的摆放笔触和色彩,风格样式却非常单一。“伤痕绘画”及“乡土绘画”中出现了大量乡土题材的描绘,是对文化根性的寻找和本土化的回归。然而,工业时代的社会生存处境和文化现实再也无法通过农耕时代的田园牧歌式的怀旧想象来得到解决。这里面最根本的原因是自然的神性已经在之前的文化改造中丧失殆尽,用科学实证主义取代了自然神性,没有对天地人神的精神性重构,就无法召唤回原始的大地伦理。在市场利益诱惑之下,逐渐沦为一种矫饰唯美的风情化自然,对当代文化没有促进作用和价值意义。

  随着虚拟技术的到来,人类还创造了一种虚拟的自然世界。相对于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虚拟世界创造了第三自然。我们在虚拟世界中去感受自然,尤其是在多媒体艺术中,数码虚拟技术所建构起来的仿真世界,试图构造另一种乌托邦。这种景观社会的建构,是建立在图像写生的基础上,是二级图像的再创造,里面有一个隐含的危险,就是人不再以此时此地的感受为立场,以血肉之躯去体会,而是建立在科学技术的依托上,在以影像物品生产和消费为主的景观社会中,景观成为一种被物化的世界观。人类在追求现代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对自然所造成的破坏,借助于虚拟世界的弥补是无法触及现实伤痛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峻。艺术有责任承担起对这种扭曲的自然观的反思,而不是没有问题意识的商业风情画来粉饰太平。艺术风格的样式化、主题的通俗化趣味、形式的唯美化,无法直面人类家园的生态失衡、自然被严重破坏的事实。当代艺术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无法回到“天人合一”的传统自然观里,也无法停留于田园牧歌的抒情风光之中,在全球化语境中,生态的破坏、环境的污染是人类共同遭遇的困境,对启蒙主义以来的工具理性进行反思,对工业社会的盲目发展所导致的生态失衡的警醒,以自然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必然是观念性的自然。

  对当代绘画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形式审美的纯粹性,艺术不能介入社会危机时,艺术就死亡了,所以观念艺术的出现正是以对社会现实的介入和批判的姿态出现的。我们不无忧虑地看到,20世纪以来的中国绘画关于自然主题的描绘,尚不如1960年代的西方的“大地艺术”中的直面人类生存处境所提出的问题来得深刻和尖锐。传统山水画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当代艺术中的自然主题应该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危机进行思考。它不是对自然主义的背离,它从对自然的模仿和再现,转向对自然更深远的理解,讨论自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将是更为紧迫和当下的课题。

  20世纪以来对自然的关注具有挽歌性,是对工业文化的反思,这一时期的论述无论是关于哲学走向荒野,还是海德格尔关于重建天地人神的关系,都旨在重建被工业时代和工具理性所破坏的人和自然的关系。尤其是全人类都面对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的严峻的社会现实,在此情境中,艺术何为?阿多诺曾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他追问的是面对大灾难时,艺术何为?而今天被消费文化建构起来的自然景观,是对严峻现实的遮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显然不能对应当下的社会现实。艺术家置身于当代处境,借自然主题来表达自己的文化立场,重新沟通天地人神之间的关系。

  从艺术语言本身这个角度来说,文化视角上的自然观的变化背后,也不局限于题材论的变化,同时它也是艺术语言的转变。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借鉴和吸收,如果只是停留在形式主义的图像制造上,忽视西方现代艺术形式主义革命背后的文化逻辑,将形式主义从文化主体的系统性结构中分离出来,很容易变成符号化的游戏。中国传统山水画是建立在中国文化特定的超越精神基础之上,并非功利思想的产物,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绝非两个不相容的对立体,缺乏文化主体的现代转型,艺术语言的创新只会流于形式主义的花样翻新,无法真正触及到当下的社会文化处境。自20世纪以来,中国对自然主题的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风格坐标性代表作尚未确立,也没有一部较为系统的相关著述产生,大部分还是在谈论风景画,但是自然主题不仅仅限于山水画、风景画的画科分类,也不是自然界风景的再现,它折射着人类对自身的文化观照,包含着个体表达的诉求,同时在灾难面前,艺术是一种见证和启示,是一种澄明和关怀,远远超出了单一主题的题材论限制,我们今天谈论自然应该是一种多重人文意识的自然精神。

  20世纪以来的中国绘画不是纯粹的传统,也不是完全照搬西方,而是经历了现代社会的转型。它是在新学和旧学的交替,中学和西学的冲突中生长的,有东西结合的优越性。面对中西文化的冲突,消费时代和跨国资本的来临,我们无法再单一地回到古代“天人合一”的纯自然状态,也不是单一地返回自然界或自然主题,传统的自然观已在悄无声息地发生偏离和变化。现代汉语中的自然受西方自然概念的影响,在词义的外延上扩大为大自然、自然界、生态环境等等。本论文对20世纪以来以自然为主题的绘画(主要集中于国画和油画两种绘画类型),从六个部分进行梳理分析与探究:中国画的现代性改造与自然观;自然俗趣与慈悲之心;“乡愁”的自然与文化寻根;自然法则、性别身份与生态伦理;自然意识与人本主义;生态学转向:中国当代绘画中的生态意识。

  通过六个文化形态关于自然主题的分析,20世纪以来中国与自然主题相关的绘画创作,无论从绘画语言形式还是观念意识都裹足不前。代表科学理性精神的写实技法并没有带来中国绘画语言的现代性转型,对绘画本体的形式探讨也未完全逾出现代主义艺术的形式主义审美的纯粹性,思想观念层面的深度远不及观念艺术中对人和自然的关系讨论深刻和彻底。艺术形式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审美功能,如果只通过从视觉形式表象进行现代性的转换,而艺术本体不能上升到精神信念维度,既很难克服风格技巧和媒介决定论,也很难超越传统和非传统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藩篱。当代绘画只有在形式审美的自我指涉之外,超越艺术本体,超越风格和主义,进入跨媒介的视觉文化研究,才能摆脱工具理性的实用主义和非此即彼的传统与非传统的二元对立。20世纪关于风格和主义之争已经终结,当代艺术的本体论没有一个确定的界定。进入21世纪初叶,当代艺术在经历了社会转型之后,受消费主义、犬儒主义以及民族主义虚幻主体遮蔽,中国当代艺术肩负着美学批判和社会文化批判的双重任务。对自然的讨论,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山水诗和山水画建构了中国传统的宇宙观。

  一是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偏见。人对自然的伦理关怀应该从人类个体扩大到整个生命共同体,消除自然物种之间的等级秩序。一切自然物都具有各自独特的内在价值,它们构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生命共同体。对自然的思考,应当把人纳入其中。过去总是将人的主观意志凌驾于自然之上,忽略了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心、人性、性别属性在现代汉语中都属于自然的含义。我们不能将“我”从自然中抽离区别,对人类破坏自然的行为应该从对自我行为的反省,只有将人和自然看作一个生态整体,才能真正解决自然危机,因为自然危机的根源来自于文化危机,来自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偏见。

  二是从东方智慧中寻找资源。近一百年来中国绘画的转型,经历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既与中国传统有关,也与西方古典主义、现代主义有关,同时受到后现代艺术思潮的影响。艺术在形式创新论中走到了艺术的终结,面对终结的危机,很多西方艺术家将目光转向了东方智慧,从佛禅之道中寻找出一条新路。比如1960年代激浪派吸收东方禅宗智慧对当代艺术所带来的启示,乃是艺术对自然灵智的唤醒。艺术终结的是古典主义的文学性叙事和现代主义的风格、主义,但是不管艺术处于什么历史时期,关于生和死、永恒的爱、精神信仰、苦难意识、历史记忆等永恒的人类命题都是艺术必须直面和讨论的。在大的文化场域之中,东方不能不在场,东方的文化传统和智慧被重新关注,共同建构正在行进中的当代性。当代艺术所谓的“观念”,中国先哲称之为“道”,将伦理、哲学内化为审美经验,内化为文人的心性。自然具有双重性:一个是澄明之境,一个是秘境,两者循环往复,构成了自然的两极,这是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中最重要的维度。对于澄明之境来说,它强调智慧的开悟、精神的畅游,超越物质肉身的有限性,达到精神的自由自在。而秘境强调神秘主义,强调对生命的敬畏,万物的灵智,强调戒律。如果我们只留意到自然的澄明之境,一味地追求自由性,而缺少对自然的敬畏和戒律,就很容易滑向肉身的享乐,自由是建立在自省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任性而为。秘境具有幽暗意识,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主,而是将人放置在自然之中,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始终强调克制、内省,对自然有敬畏之心。艺术的精神性来自于不可见的部分,当代艺术当具“幽暗意识”,恢复自然中的灵性之维,重新建立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源于秉持万物平等的理念,精神性的重建当建基于超越个人的永恒和无私的爱。

  三是通过艺术“复魅”(Reenchentment),建构精神性的艺术。“祛魅”导致的“意义危机”使人类陷入虚无主义和价值真空,现代主义艺术所推崇的“世界祛魅”的视觉形式已无法解决人类心灵的空虚和当前的文化社会现实,所以当代艺术克服价值虚无的方法就是通过艺术“复魅”,超越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所形成的现代性传统。关于自然主题的表现,在当代文化语境中也溢出了传统文化的心性表达,既将自然界的万物包括人囊括进来,也向人类生存处境的困境延伸。人类生存处境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界的物理空间,其生态恶化、资源匮乏,来自于人心的贪婪,全控社会的产生、以精确计算为依据的官僚技术体制。自然危机,归根结底是文化危机。精神性的艺术乃是对现代主义时期所信奉的“祛魅”的视觉的超越,通过心灵的艺术去克服“祛魅”所带来的“意义危机”。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建构来源于人在面对苦难时对自我的重新认识,建立起悲天悯人的灵性维度。所以生态意识不仅仅是关注外部世界的环境问题,而是应该挖掘环境问题背后的文化危机根源。对于艺术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通过艺术的方式,重新建立起对生命价值的尊重、人对自然的义务等超越于肉身存在的思考。